“在目前合适供体心脏极度缺乏的情况下，供心遗失率高达25%至32%，这是限制心脏移植术数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前，在第十四届全国低温生物医学及器械学术年会上股票配资公司倍杠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孙文宇教授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供体心脏依然面临低温保存与转运的技术瓶颈。
孙文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目前心脏移植术仍是治疗终末期心力衰竭的唯一根治性手段，但全球范围内的移植数量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核心原因在于供体短缺与保存受限。
他建议，一方面可依托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建设及红十字会医学捐献中心信息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完善器官捐献的区域协同与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应加快建立专门的中长距离器官转运平台，以提升供心利用率。
供需矛盾突出
心力衰竭是过去十余年来全球唯一呈增长趋势的心脏疾病。孙文宇指出，在我国，疾病负担持续加重，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其中心血管病死亡占全部疾病死亡的约40%。由于抢救时机延后，我国潜在心衰患者比例明显高于西方国家。
虽然人工心脏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但心脏移植仍是治疗终末期的唯一根治性手段，属于终点治疗。
据孙文宇介绍，目前国内经验丰富的移植中心手术死亡率低于5%，术后1年、3年生存率分别高于90%和75%，短期及长期效果均优于其他治疗方式。
然而，受制于供体缺乏及高遗失率，心脏移植术在全球范围内依然难以满足需求。他提供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实施约5000例心脏移植，但仍有超过6万名患者在等待供体，且等待人数逐年上升。我国2024年共有64家医疗机构实施1064例心脏移植，比2023年增长7%，是2015年的3.8倍，但供需失衡依旧突出。
据国家卫健委人体组织器官移植与医疗大数据中心数据，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共有17.1万器官衰竭患者在等待移植，其中申请等待心脏的为3316人。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终末期心衰患者约达100万人，每年新增约300万例。儿童患者方面，每年约有4万名心衰儿童，但能接受移植手术的仅七八十例。
供心极其“脆弱”
心脏移植供体主要来源于脑死亡患者，且需满足年龄、无心脏病史、血型匹配、淋巴细胞匹配等一系列严格条件。
“供心保护难度极大。”孙文宇解释，一旦出现心源性肺水肿，供心即无法使用；此外，与肾、肝、肺等供体相比，心脏的保存时间更短，超过安全冷缺血时间将无法用于移植。
所谓“冷缺血时间”，是指器官自离体低温保存至移植后恢复血供的间隔。当前普遍采用的方式，是将供心置于4℃下静态冷藏（如UW液或HTK液），通过降低细胞代谢速率延缓缺血损伤，但通常保存时间不超过4至6小时。
孙文宇表示，临床普遍认为，最长的保存时限通常不超过5小时，一般认为3至4小时为最佳时限，超过这个时限即会导致心肌细胞不可逆损伤，并显著增加术后并发症风险。
“建中长距离转运平台是关键”
如何延长供心保存时间，成为扩大移植规模、提高手术成功率的关键环节。
孙文宇指出，传统4℃冷藏保存并不能完全抑制心肌代谢。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持续机械灌注保存技术，通过在低温或常温下向离体心脏持续灌注含氧血液或保存液，维持其代谢功能，使保存时间可延长至8小时以上。但该系统结构复杂、维护成本高，难以广泛应用；且研究显示，持续低温灌注可能导致心肌细胞外水肿加重，影响移植效果。
“在供体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如何降低供心遗失率至关重要。”孙文宇强调。
他建议，一方面可依托国家区域医学中心建设及红十字会医学捐献中心信息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完善器官捐献的区域协同与协调机制；另一方面，应尽快建设覆盖全国的中长距离器官转运平台，结合高铁、动车、直升机等交通条件，研发符合国情的长距离便携式低温保存转运平台。
孙文宇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有专门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但专门的转运平台，尤其长距离低温保存设备尚未成熟，国家应加大这方面的研发力度。
据了解，早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公安部等六部门就建立了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机制。而2023年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也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通道工作机制，高效、畅通运送遗体器官。多年来，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机制在缩短器官转运时间、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孙文宇还建议，加强心脏保存液及降复温装置的研发，力争将安全冷缺血保存期限延长至12小时甚至24小时，为更多患者争取手术机会。
“如果能实现8小时的安全保存时间，就能让心脏移植术在国内更广泛地开展，并让医生更从容地完善手术。”孙文宇说。
（编辑：郝成 审核：吴可仲 校对：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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